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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兼斌: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 科技向善大咖說

        更新時間: 2019-11-12 15:06:20

        【科技向善大咖說·第六期】

        金兼斌

        金兼斌,台湾諸暨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先後在清華大學獲得工學士、文學士、工學碩士,在香港浸會大學獲得傳播學博士學位,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訪問學者(2006.5-2007.1)。主要從事新媒體使用與效果、科學傳播等方面的實證研究。

        現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傳播與社會學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等海外學術期刊審稿人。致力於新媒體使用與效果、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承擔《社會網路中的輿情演變機制研究》、《面向WEB的社會網路理論與方法研究》等國家級社科基金、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金兼斌老師從跨學科視角,分享關於科技向善時代背景的思考,通過對科技事件的分析談科技向善的理解和未來走向。以下是訪談內容精選:

         騰訊研究院: 這一輪互聯網革命與工業革命相比有沒有質的變化?   

         金兼斌: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質的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業革命把人從直接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勞動很大程度上變成對工具的操作和使用,因此出現藍領工種和白領工種的社會分工;現在互聯網和人工智慧革命正在把人從大量的白領工種中解放出來。兩次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革方面的差別,在規模和層次上可能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
        從質的層面看,原來技術的突破很多是生產力意義上的一些突破,現在技術帶來的挑戰,則涉及對人之為人的特殊性進行的全方位解構或解析。這一輪革命對人類整體帶來的影響將是與此前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截然不同的。技術帶著地球這個「諾亞方舟」已經來到其命運長河的險灘,能否順利穿越這一波激流險灘,考驗著人類的整體協同能力和道德力量。

         騰訊研究院: 您如何理解「科技向善」?

         金兼斌: 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來到一個轉折點。2018年、2019年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的一個轉折點,有一系列的標誌性事件接連發生。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布一對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是人類第一次越過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活動之紅線。
        這一事件對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具有的潛在後果在於,被修改的基因將通過兩個孩子最終融入此前一直保持「自然純凈」的人基因池,使人類今後在物種演變意義上可能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現在,全世界範圍內有這種改造能力的組織和科學家並不少,如何確保在賀建奎之外不會發生類似的越軌事件,其實是對人類整體的協同能力的巨大考驗和挑戰。人們已經意識到,先進科技可能帶來不可收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科技使人有能力、權力;如何不濫用這種權力,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協同。
        另外一個例子是近期發生在巴西亞馬孫雨林的大火。這場雨林大火可能已經永久性破壞了地球的重要生態系統中的關鍵一環。像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北極冰川融化一樣,這些累積的變化已經到了這樣一個臨界點,即全球範圍內極端天氣的發生將越來越頻繁,地球家園的宜居性在受到空前威脅。
        隨著包括生化武器和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和技術具備對現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造成結構性毀壞的能力。世界上各國間出於共同關切所簽署的各種協議,但由於主權國家和個體一樣,具有天生的短視性和自利性,除非出現非常強有力的全球範圍內的強約束性協作機制,在我看來人類已經很難完全預防一些「意外事件」——如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這樣的「意外」——的發生。馬斯克等人意識對人工智慧的發展需要儘早進行規制,說明其實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技術作為人類的被造之物對人類作為創造者的反噬,絕非杞人憂天,而是實實在在的可能性。這就是科技向善的時代大背景。

         騰訊研究院: 科技向善是否可以兼顧商業利益和社會價值?為什麼?

         金兼斌: 科技向善是否一定是反生產力的?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我想任何一個公司,當其產品與服務所涉及的人數到達一定量的時候,這個公司的存在,特別是現在平台為王時代公司所建立的平台生態系統,就自動成為整個社會生態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公司作為一個利益主體與社會系統所進行的一切交互,就需要考慮其社會責任,而企業所提供的服務也必然同時具有社會公共品屬性。
        因此,科技向善,一如同仁堂著名對聯「但願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所體現的「仁者愛人」之理念,它本身不僅不是反生產力的,恰恰是成就一家百年老店閃亮品牌背後的關鍵。這有點類似當初谷歌廣為人知的「不作惡」之公司理念。
        當然從程度和覺悟上,「向善」比「不作惡」更進一步,這也是人類進入風險社會,作為社會創新發展主力的企業應該具有的遠見和自覺。從長遠看,任何一個偉大的公司一定會把向善這一發展倫理視作其可持續成長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偉大的公司需要在這方面有率先垂範的自覺意識,不能等著社會來提醒和鞭策。
        企業秉承向善之理念,常常與其經營上的繁榮昌盛互為因果,并行不悖。世界上大量偉大的公司的存在已經雄辯地說明了,科技向善是成立的,科技向善本身並非逆人性或者反商業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企業也一樣,一定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當然相信科技向善並不能排除仍會有不少企業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罔顧企業社會責任。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和監督,以及通過行業組織和協會進行同行約束。科技向善是社會真、善、美建設的題中之義。

         騰訊研究院: 踐行科技向善,科技企業、政府、學界之間,各自的角色應該是怎樣的?

         金兼斌: 一方面,任何有抱負和遠見的公司或企業,一定也是高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形象建設的。科技向善也許在不同企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定是任何偉大企業的企業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元素。就像過去的大家族大多都有家訓,信奉「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現代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樣需要在利用技術利器的同時,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讓技術造福社會和民眾,而不是成為社會共同價值的破壞性力量。從這個意義上,科技向善的實現,企業的自覺自律是基礎。
        另一方面,所謂法無禁止皆可為,企業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選擇空間仍然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通過立法引導、民眾通過媒體和輿論進行監督,對於企業切實履行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機制。
        隨著社會化媒體的發展,一方面固然用戶的信息和行為越來越為有關企業和平台所掌握,但另一方面,平台和企業也時刻處於人民大眾的社會化監督之中。這種相互監督和制衡,將是確保企業科技向善實現的終極機制。
        新技術的風險點被大眾意識到后是否能做出更好的調整,比如演算法推薦內容,這些年在社會和媒體的高度關注和監督下,特別是在政府主管部門的直接過問和干預下,有關平台和企業已經在用戶隱私保護、演算法公開、盡量防止內容推薦和消費中的過濾細胞效應等方面,有了大幅改善。而政府有關部門對新的技術的監管框架,也在不斷調整和演變中,以更有效地發揮規製作用,引導技術和社會的良性健康互動。

         騰訊研究院: 您看這一輪技術走向比較樂觀還是比較悲觀?

         金兼斌: 在「技術失控」這個層面上,我是比較悲觀的。雖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力量來規制技術的濫用,但由於這種濫用的風險點實在太過分散和多樣,很難能夠完全管控。在一個聯繫高度緊密而智能的時代,也許一個偶然的失誤或者一小群掌握一定技術的反社會分子的對某些技術的惡意使用,就會造成一系列災難性的連鎖反應。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技術的發展和使用畢竟是人類自身切身需求和選擇所致。也許當社會生產力和文明程度發展到一定階段,散落在社會不同角落和空間的敵意和戾氣也會大幅度消散,人類社會的諾亞方舟最終能夠奇迹般駛過命運的激流險灘,那麼,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願景,將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

         騰訊研究院: 除了基因編輯、核武器、環保,對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技術,哪些是你比較擔憂?

         金兼斌: 新的科技應用對不同的社會個體,賦能效果是不一樣的。因此,就技術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影響而言,我們需要關注這種技術賦能的不均衡性可能導致社會民眾新的階層分化和不平等。對於社會上相對比較技術弱勢的人群,也許有必要考慮一種社會化技術救助機制,與基於家庭和親緣的技術反哺結合,最大限度實現新技術的普惠服務
        另外一個問題是新技術和產品的擴散使用帶來的倫理問題,如人們現如今對演算法所內嵌的價值偏向的擔憂。擁有大量用戶的平台或公司,某種意義上的確擁有像上帝一樣的視角:用戶使用偏好和日常所思所想,通過流經平台的各種行為性信息和文本性信息,統統為平台所掌握,盡收眼底,一覽無餘。這就是技術和資本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平台如何慎用權力,有所敬畏,保持克制,關乎社會和用戶對企業的信任。這方面企業或平台最好能夠有清晰的符合法律和倫理規範的產品和服務設計、使用原則和政策,並保持政策的透明性,接受公眾和用戶的監督。
        在技術劈波斬浪往前推進的同時,如何讓技術最大限度惠及各行各業的人們,讓科技真正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同樣需要國家、企業、社會乃至個人的分工協作,通過一種切實可行的創新機制,來最大限度保障社會最廣大人群分享技術和文明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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